但是，广大读者对本书的看法却是截然相反的。

吉本深有感受，写道：

&ldo;公众是很少看错的。

&rdo;而在学术界，更是受到推崇。

第一卷刚出版，休谟即在信中告诉吉本：&ldo;此间所有的文化人对尊作一致赞美。

&rdo;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对之交相称赞。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伯里在其所注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指出：&ldo;吉本在许多细节和若干知识部门中已经落后于时代，这一点只意味着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身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所作为的世界里。

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他仍然是我们的超越时代的老师。

对于那些使他摆脱历史家的共同命运的明显特点，诸如伴随时代前进的大胆而准确的尺度，正确的眼光，周密的布局，审慎的判断与适时的怀疑，为自己始终如一的态度做出的堪称不朽的掩饰等，是无庸细述的。

&rdo;这是对吉本准确而公平的评价。

另一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弗里曼也指出，吉本始终不失为当代研究所不曾抛弃也不拟抛弃的18世纪历史家。

今天距本书问世已二百年，人们在七十年代后期英法美意等国的史学杂志上又看到大量关于吉本及其巨著的论文。

有些文章从政治、宗教、文学、哲学等角度对这部名著页面做进一步的探讨，也有些从吉本所处的时代、他的历史哲学、历史兴趣、编纂方法等方面对作者重新加以研究。

看来这位18世纪的历史家在又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依然不曾被抛弃。

《罗马帝国衰亡史》原文本在我国流传已久，近年来史学界有一些文章介绍和评论吉本及其巨著，可以吴于廑教授的《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为代表。

这些文章的共同看法是&ldo;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突出表现在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教规等所持的批判态度&rdo;。

这无疑是吉本此书的精华所在。

然而，作为18世纪的资产阶级历史家，他的史观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吉本曾写道：&ldo;战争和政事是历史的主要课题。

&rdo;他在这方面的叙述是不厌其详的，但对社会经济则不加重视。

抛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谈论帝国的衰亡，是难以收到探骊得珠的效果的。

另外，他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作用而忽略人民群众的影响。

书中指出：人们的祸福无常，系于一人的品格。

贤君在位则国治，暴君在位则国乱。

书中虽然列举了多次起义和暴动，诸如造币工起义或巴高达运动，但是都不曾写出起义群众的声势和作用。

当然，作者修史远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对于这些缺点，是不应苛求的。

作者在运用史料方面有时失误，对此我们赞同米尔曼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