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学时遇到的。

现在的年轻人大可以说，我是在卖弄自己出国留过学。

这可不是夸耀，这是又一桩痛苦的经历，虽然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却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我上的那所大学的哲学系以科学哲学著称。

众所周知，科学哲学以物理为基础，所以哲学系的教授自以为在现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养。

忽一日，有位哲学教授自己觉得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而且是在理论物理上的发现，高兴之余，发贴子请人去听他的讲座，有关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请之列。

我也去了，听着倒是蛮振奋的，但有觉得不像是这么回事。

听着听着，眼见得听众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样，掏出个烟斗抽起烟来。

等人家讲完，他把烟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说道：wrongstory！

（错误的故事）就扬长而去。

既然谈的是物理，当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见为准。

只见那位哲学教授脸如猪肝色，恨不能一头钻下地去。

现在的年轻人又可以说，我在卖弄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我这一生听过各种wrongstory，奇怪的是：错的越厉害就越有人信－这都是因为它让人振奋。

听得多了，我也算个专家了。

有些故事，如文革中的种种古怪说法，还可以祸国秧民。

我也是也编这种故事，也可以发大猜，但我就是不编。

我只是等故事讲完之后，用烟斗敲敲凳子腿，说一声：这种理解彻底不对。

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书，有工具书、科学书和文学书，还有戴尼提、气功师一类的书，这些书里所含的信息各有来源。

我不愿指出书名，但恕我直言，有一类书纯属垃圾。

这种书里写着种种古怪异常的事情，作者还一口咬定都是真的，据说这叫人体特异功能。

人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可靠的知识，有不可靠的猜测，还有些东西纯属想入非非。

这些东西各有各的用处，我相信这些用处是这样的：一个明理的人，总是把可靠的知识作为根本；也时常想想那些猜测，假如猜测可以验证，就扩大了知识的领域；最后，偶尔他也准许自己想入非非，从怪诞的想像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启迪。

当然，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东西分开，不会把怪诞的想像当真——但也有例外。

当年我在农村插队，见到村里有位妇女撒癔症，自称狐仙附了体，就是这种例外。

时至今日，我也不能证明狐仙鬼怪不存在，我只知道它们不大可能存在，所以狐仙附体不能认定是假，只能说是很不可信。

假设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体，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所以叫撒了癔症。

当然，还有别的解释，说那位妇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体现象”

，或者是有了特异功能（自从狐仙附体，那位大嫂着实有异于常人，主要表现在她敢于信口雌黄），自己不会解释，归到了狐仙身上，但我觉得此说不对。

在学大寨的年代里，农村的生活既艰苦，又乏味，妇女的生活比男人还要艰苦。

假如认定自己不是个女人，而是只狐狸，也许会愉快一些。

我对撒癔症的妇女很同情，但不意味着自己也想要当狐狸。

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病态。

我还知道这样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得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食水俱不能下，静脉都已扎硬。

就在弥留之际，忽然这位老伯指着顶棚说，那里有张祖传的秘方，可以治他的病。

假如找到了那张方子，治好了他的病，自然可以说，临终的痛苦激发了老人家的特异功能，使他透过顶棚纸，看到了那张祖传秘方。

不幸的是，把顶棚拆了下来也没找到。

后来老人终于在痛苦中死去。

同学给我讲这件事，我含泪给他解释道：伯父在临终的痛苦之中，开始想入非非，并且信以为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