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发了些议论。

我糙糙翻了一下，没怎么看进去。

现在对这本书有些评论，大多认为书的内容有些偏激。

还有人肯定这本书，说是它的意义在于老百姓终于可以说外国人，地位因此提高了。

罗素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

这种概括的魅力在于简单，但未必全面。

举例来说，一位象棋国手知道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是改变棋子的位置，肯定会感到忧伤；而知识分子听人说自己干的事不过是用墨水和油墨来污损纸张，那就不仅是沮丧，他还会对说这话的人表示反感。

我靠写作为生，对这种概括就不大满意：我的文章有人看了喜欢，有人看了愤怒，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话又说回来，喜欢也罢，愤怒也罢，终归是情绪，是虚无缥渺的东西。

我还可以说，写作的人是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影响直至千秋万代——可惜现在我说不出这种影响是怎样的。

好在有种东西见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没有人敢于怀疑：知识分子还可以做蛊惑宣传，这可是种厉害东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德国人干了很多坏事，弄得他们己都不好意思了。

有个德国将军蒂佩尔斯基这样为自己的民族辩解：德国人民是无罪的，他们受到希特勒、戈培尔之流蛊惑宣传的左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还有人给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作了一番统计，发现其中每个字都害死了若干人。

德国人在二战中的一切劣迹都要归罪于希特勒在坐监狱时写的那本破书——我有点怀疑这样说是不是很客观，但我毫不怀疑这种说法里含有一些合理的成份。

总而言之，人做一件事有三种办法，就以希特勒想干的事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动手去干，这样他就是个普通的纳粹士兵，为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别人去干，这样他只是个纳粹军官；最后，他可以做蛊惑宣传，把德国人弄得疯不疯、傻不傻的，一齐去干坏事，这样他就是个纳粹思想家了。

说来也怪，自苏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识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学问教人，都没人听，偏偏纳粹的异端邪说有人信，这真叫邪了门。

罗素、波普这样的大学问家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些成分发表过意见，精彩归精彩，还是说不清它力量何在。

事有凑巧，我是在一种蛊惑宣传里长大的（我指的是张春桥、姚文元的蛊惑宣传），对它有点感性知识，也许我的意见能补大学问家的不足……这样的感性知识，读者也是有的。

我说得对不对，大家可以评判。

据我所知，蛊惑宣传不是真话——否则它就不叫作蛊惑——但它也不是蓄意编造的假话。

编出来的东西是很容易识破的。

这种宣传本身半疯不傻，作这种宣传的人则是一副借酒撒疯、假痴不癫的样子。

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旧俄国有种疯僧，被狂热的信念左有，信口雌黄，但是人见人怕，他说的话别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这种人搞蛊惑宣传能够成功。

半疯不傻的话，只有从借酒撤疯的人嘴里说出来才有人信。

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糙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样，用更年期高亢的啸叫声说出来，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样，带著怪诞的傻笑说出来，才会有人信。

要搞蛊惑宣传，必须有种什么东西盖著脸（对醉汉来说，这种东西是酒），所以我说这种人是在借酒撤疯。

顺便说一句，这种状态和青年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的猖狂之态有点分不清楚。

虽然夫子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猖乎”

，但我总觉得那种状态不宜提倡。

其次，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纳粹的干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爱听；“文革”

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