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

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

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

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

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

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滔滔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安这江河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

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

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理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

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

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

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

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

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

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

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

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

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

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一、什么是知识分子？

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

插队的时候，军代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那一年我只有十七岁，上过六年小学，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

这四个字受之有愧。

顺便说一句，“小资产”

这三个字也受之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

？至于说到我作为一个人，理应属于某个阶级，我倒是不致反对，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

算什么阶级。

假如硬要比靠，我以为应当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