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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2页）

如果一定要说

诗中有什么寓意，那就是体现了诗人对于弱小生命的爱护，体现了诗人对“物

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

（《过津口》）的体认，而且这种寓意是自然流露

出来的弦外之音，是不宜深文曲解以附会于具体的人物或事件的。

总的说来，杜甫在成都时期（包括避乱样州时）所作的诗歌有如下特点：

描写日常生活，吟咏平凡事物的诗较多，反映军国大事、民生疾苦的诗较少；

短小的篇什（主要是今体诗）较多，宏篇巨制（兼指古体诗与排律）较少。

这一个时期的杜诗中没有出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

的大篇，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创作水平的降低，而只是体现了主题取向和风

格倾向的变化。

如上所述，日常生活的细节、平凡的草木虫鱼都成了杜甫笔

下的绝妙诗料，它们的审美价值在诗人的亲切观照中实现了升华。

我们知道，

在六朝时代，诗歌几乎成了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题材大体上被局限于以

宫廷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

诗人即使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写出优美的山水

诗，诗中体现的仍是高远玄妙的意趣和孤芳自赏的感情，即所谓“雅人深致”

。

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诗人们不屑一顾的。

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诗

在当时完全被诗坛所遗忘，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

到了唐代，虽然诗国的疆

域大大的扩展了，但整个诗坛仍未充分注意到生活中那些平凡的题材。

王维

虽时时咏及樵夫牧童，孟浩然也写过“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过故

人庄》，《全唐诗》卷一六○）的句子，但那只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点缀

和衬托，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只有当杜甫开始以审美的目光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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