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法国，我和妻子南下去到马赛。

中国驻马赛的领事对我说，这儿有位姓屈的先生，是天津人，听说我来了，非要开车带我到处跑一跑。

待与屈先生一见，情不自禁说出两三句天津话，顿时一股子惟津门才有的热烈与义气劲儿扑入心头。

屈先生一踩油门，便从普罗旺斯一直跑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一路上，说得净是家乡的新闻与旧闻，奇人趣事，直说得浑身热辣辣，五体流畅，上千公里的漫长的路竟全然不觉。

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如此亲热与忘情?

家乡把它怀抱里的每个人都养育成自己的儿子。

它哺育我的不仅是海河蔚蓝色的水和亮晶晶的小站稻米，更是它斑斓又独异的文化。

它把我们改造为同一的文化血型。

它精神的因子已经注入我的血液中。

这也是我特别在乎它的历史遗存、城市形态乃至每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的原故。

我把它们看做是它精神与性格之所在，而决不仅仅是使用价值。

第37节：孤独者的自由

我知道，人的命运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还得听天由命。

今后我是否还一直生活在这里尚不得知。

但我无论到哪里，我都是天津人。

不仅因为天津是我出生地--它决不只是我生命的巢，而是灵魂的巢。

孤独者的自由

当你和一位作家过从甚密，便会产生一种担心--这家伙会不会哪一天把你写进小说?

你的担心极有道理。

作家能够真正写活、写得入木三分的人，恰恰都是与他贴近的人。

即使虚构的人物，也常常从熟悉的人的身上&ot;借用&ot;一些情节和细节。

借用太多便会&ot;酷似&ot;某某人。

这就免不了招来麻烦。

最典型的例子是，契诃夫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惹恼了他的好友列维坦;左拉在《杰作》中深深伤害了他一生的挚友塞尚。

这两个例子有个特别的相同之处，就是被无辜遭到&ot;侵犯&ot;的皆为画家;但不同的是，事后契诃夫与列维坦重归于好，左拉与塞尚却终生绝交，至死不再见面。

从作家角度说，这真是没办法的事。

因为在他朋友身上发生的事实在太诱惑了。

可是谁去体验一下画家们内心深处那种难言的痛苦呢?比如塞尚。

与左拉的关系，贯穿着塞尚的一生。

这两位巨人的友谊，始自1852年。

那一年他们一同进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包蓬中学。

左拉十二岁，塞尚十三岁。

他们志趣相投，很快结为伙伴。

学习之外，一起去游泳，钓鱼，爬山。

人高马大的塞尚还成了弱小的左拉的保护者。

而共同的理想、抱负、见解和野心，在他们心中描绘着相同的未来。

后来他们都千里迢迢北上到了巴黎，左拉从文，塞尚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