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宪章的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以下11名法官组成：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将法官扎里亚诺夫，美国前陆军军事检察长少将克拉麦尔，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璈，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派特立克，法国一级检察官贝尔纳尔，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院长韦伯，荷兰乌德勒支市法院法官、乌德勒支大学教授洛林，印度某大学教授巴尔，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马克都哥尔，新西兰最高法院法官诺尔斯克诺夫特，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扎兰尼拉，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

检察官也是上述盟国各遣1人。

中华民国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濬为11名陪席检察官之一。

检察局设在明治生命大厦里。

美国大律师约瑟夫&iddot;基南被麦克阿瑟任命为检察局局长，任命的这一天正好是日本偷袭珍珠港4周年日。

梅汝璈等于1946年3月31日下午飞抵东京厚木机场，随即由美军人员接往日本陆军省大楼，这里现为国际军事法庭办公地点。

车行途中所见，处处是瓦砾创伤，重要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均有弹痕火迹，唯有皇宫和陆军省大楼巍然无恙。

法庭的审讯工作基本套用美英模式，日常安排也无不仿效美英的惯例。

法官与检察官表面上互不过从，住所也分在两处，法官均下榻在东京帝国大旅馆，检察官则分别住进其它几家宾馆。

随员助手们均住东京第一旅馆，仅次于帝国大旅馆，系接待盟军校官以上人员的场所。

对于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国民党政府并不重视，以为日本法西斯犯下的血腥暴行和弥天大罪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只要法官和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使战犯受到公正的惩处，因此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和物证材料。

更重要的是法庭采用的是中方代表所不熟悉的美英模式，而美国政府极力把持操作程序，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提出种种有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规定，如对每个战犯除设有自聘的律师及辩护人外，都配置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美国律师在辩护中或诡辩狡赖，或横生枝节，故意延宕审判时间，以便为那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机开脱。

这样一来，中方代表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中国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大半河山被践踏蹂躏，同胞伤亡三千多万，600亿美元的财富被劫掠焚毁。

而今却拿不出证据惩办那些曾横行中国的凶残战犯，代表们个个痛心疾首，胸中翻腾着强烈的民族感情。

他们抱定一个决心，如若不能报仇血恨，则无颜以对列祖列宗和江东父老，他们就一齐跳海自杀。

为了摆脱困境，赢得法庭上的主动权，他们一方面积极与国内联系，敦促政府收集人证物证等证据材料，一方面到盟军总部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的档案。

在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他们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敌国十几年的档案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拟出指控材料；他们仔细研究美英的法律程序，研究对付美日律师的策略，以便据理力争，并于住处进行控诉演习，其工作之繁重是超乎寻常的。

他们还运用老百姓中的蔑称来指代战犯，以避开日本的耳目，如以&ot;土老二&ot;、&ot;土匪原&ot;指代土肥原，以&ot;板老四&ot;、&ot;板完&ot;（上海话：&ot;板定完结&ot;）指代板垣等。

他们很快提出了11名战犯名单。

为了取得确凿、具体的人证和物证，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裘劭恒向法庭提出实地调查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