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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
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
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
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
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
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
有人说:&ldo;名师出高徒。
&rdo;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ldo;名&rdo;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ldo;高&rdo;了。
忝列门墙,言之汗颜。
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10年,正值&ldo;二战&rdo;,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10年。
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
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
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
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
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
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
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
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
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10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西法西斯垮台了。
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
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
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10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
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
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10年的哥廷根,怀着&ldo;客树回看成故乡&rdo;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
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