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ot;师法&ot;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ot;家法&ot;，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ot;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ot;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ot;郑学&ot;&ot;王学&ot;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ot;玄学&ot;与传统&ot;汉学&ot;、博学&ot;与&ot;北学&ot;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

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ot;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ot;（《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ot;独冠古今&ot;，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ot;二刘&ot;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ot;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ot;（《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

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ot;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ot;，尊经重本，&ot;子应乎母，以胶投漆&ot;（《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

总结有&ot;五十凡例&ot;，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ot;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ot;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

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ot;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ot;，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ot;甚为精博&ot;;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ot;尤善论难&ot;，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ot;九经库&ot;;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