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玮德说：“至于另一些人毁谤志摩，那又是因为做人的基本观念不同。

那些人是不大承认古老是有价值的，即是新奇和将来于他们也不一定有意味。

这些人的论调我们无须辩白，我不愿意在我们这是非的世界里谈判我们的是非。

志摩文学上的事业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愿望的成功，那是无可讳言，但他这半生做人的精神已是可贵。

另外他待人处世那副热肠，那样真切，也不易得。

我们失掉一个得用的东西，总都要记挂半天，除非是寻得一件和以前差不多的，心里才略为安慰些。

但是寻不着的话呢，那在这凄漠的国度里，谁又能禁止我们对于志摩的早死不加以惆怅？”

志摩的心是挂在胸膛外面的，因此也最容易让人当成靶子。

再没有比看到一个死去的朋友仍然在受着世人的责难，更让人难过了。

新月社的朋友们，只有用他们手中的笔，愤怒地为他们的朋友呐喊，这是对朋友杜鹃啼血的忠诚。

最令人悲痛的莫过于林徽因，在徐志摩坠机不几天，她便给《北平晨报》写了《悼志摩》的文章：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

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

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我们不迷信的，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帏幕，更是丝毫没有把握。

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吁，闭上眼不会入梦，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我们不能预期后会，对这死，我们只是永远发怔，吞咽枯涩的泪，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作……

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飞机改期过三次，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

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在总布胡同口分手。

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殷勤，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只因限于时间，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

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回来时很晚，听差说他又来过，适遇我们夫妇刚走，他自己坐了一会，喝了一壶茶，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

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更固定，更不容否认。

志摩是死了，这个简单惨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一周，两周，一直的增长下去……

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

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逖更生先生。

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

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

他到康桥之后由逖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