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化的国家主义不单纯属于资产阶级所有。

马克思写到&ldo;工人无祖国&rdo;时，他也许真实地反映了早期工业革命时的情况，这些工人生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农村，在城市中度过了艰苦的童年，至今仍同这些城市格格不入，同剥削他们的社会格格不入。

但是，五十年后，随着国家教育的实施，力量强大的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那些廉价的、耸人听闻的报刊的出现，局面变了。

到了20世纪初，工人阶级对于国家主义的反响已经等同于对社会主义的反响，能把这两种思潮搅到一起的人便成为其中最成功的政治领导人。

工人阶级冲破各国边境联合起来的呼吁，在1914年吹起的喇叭声中随风散开了。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早期出现的那种过激的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乃反动统治阶级成功地向群众灌输的结果，其目的在于使群众放弃支持革命，吸引群众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

实际上，统治阶级中那些最反动的人，是最不相信国家主义的。

黑格尔与马志尼朱塞佩&iddot;马志尼（jazzi，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革命者。

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并有其吸引力，他们认为，民主同国家主义是互相促进的。

参预国家事务的意识越强，国家越能真正体现它所建立的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不平凡的制度，人民保卫国家、服务于国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

国家成为民众效忠的焦点之后，宗教势力才能被遏制。

国家为那些已经超过爱幻想的年龄、尚未事业有成的人们准备好了人生的目的、多彩的生活、激动的时刻与庄严的地位。

但是，国家只有同别的国家相比，才能量出它的价值与力量。

无论国家的目的有多么和平，国家的理念有多么高大，它想避免（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都在试图避免）一个结论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个结论就是：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

这样来解释1914年最令人夺目的现象，似乎就可以讲得通了。

这一年，激动的人群拥塞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英国的志愿入伍者堆在征兵处想在紧张局面结束前进入法国；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穿着过时的制服，戴着白手套，军帽上插着大毛球，步伐整齐地进入战斗；德国的预备役军人，夏天还是大学生，现在手挽手，唱着歌，去迎接英国人在朗吉玛克的机枪手们送给他们的死亡，这种几乎像是狂喜的气氛，显然是受到当时文学作品的感染。

1914年，就像1789年，虽然看来可说是一种体制的大崩溃，也许是一种文明的大崩溃，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蜕变与更新的时刻。

在1789年这个无限空间里，郁结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受到军事专业训练的广大民众怀着充分无比的良好愿望向前挺进。

他们踩烂了靴跟去争取实现施里芬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生命贡献出来，去履行乔弗里的进攻战略。

他们还在继续不断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