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三年的大上海，在新旧势力冲突、内忧外患激荡下，终于爆出了耀眼的革命性的火花。

拒法、拒俄，集会游行，麻木、彷徨的民众在一连串的民族自觉运动中渐渐觉醒。

而国家民族观念的爆发和传播，也可自这一年为肇始。

普通民众固然只是一个摇旗吶喊的小脚色，参与群众活动对于时艰也无补益，但对于参加的个人来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启迪，思想上的升华。

三家大鸦*片商，不管是外地的，还是上海本地的；不管是独家的，还是联合出资的。

全部都葬身于一天的交易过程中，只有一个车夫幸存，并目睹了价值数十万的鸦*片被付之一炬。

血腥、杀戮、浓烟、烈火……形似虎门销烟，不能说是给刚刚兴起的民族自觉活动推波助澜吧，也可以说是增添了一个亮点和谈资。

杀戮的手段固然酷烈，焚毁这巨量的鸦*片则更显示出七杀无比坚定的决心和意志，这无关于钱财，也绝不是钱财能左右的事实。

宣战，最严正的宣战。

黑名单又增加了名字，七杀也发出了最冷酷的威胁，这是一场战争，一场血肉横飞的持久战争，如果规定个收手时间的话，那就是所有烟贩被杀光，所有烟毒被禁绝的时候。

而就是这样血淋淋的叫嚣和威胁，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音。

因为当时正是国难深重的时期，正是激进狂热和崇尚流血充大行其道的时候。

而最持反对意见的烟贩、土商本身就缺乏挺直腰杆的理由，他们的意见也就不必理会了。

借着张园拒俄集会为旅沪华人工会的成功造势，又有黑吃黑的近百万资金，旅沪华人工会算是立稳了脚跟。

不仅能够比旧式会馆更能有力地帮助照顾旅沪华工，更有资金免费散发戒烟丸，声名日渐高涨。

而在陈文强的策划下，由华美印书局秘密印刷，《革命军》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

在这里，历史没有重演，刊登《革命军》的不是苏报，而是在上海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的镜报。

作者邹容也未露真名，而是以笔名发表。

所谓的镜报，不过是在租界中租了个小屋子，挂了个牌子，安排了两个帮中兄弟撑门面。

发行的几期报纸也是旅沪华人工会的喉舌《公义通讯社》代为编辑，华美印书局印刷。

这样安排，一旦出了事情，官府或租界当局也抓不到正主。

其实，这样的空头报纸在当时也不算稀奇，很多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印刷，发行一把抓。

穷嘛，雇不起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

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

，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

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得从脑袋上往下掉。

当然，陈文强这样的安排显得不够担当，在革命党眼中是贪生怕死，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不会有人遭到抓捕，而且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镜报本身就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报纸发行量小没关系，可以免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