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

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

，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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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以法治国”

。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

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

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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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

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

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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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

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

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

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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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

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

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

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

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

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

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

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

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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