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ldo;国父&rdo;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像领袖，就像他们的会场一点都不庄严神圣。

他们没有撰写过《建国方略》之类的伟大著作，也提不出什么建设发展的宏伟蓝图。

除了多少还能使用诸如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公民权利等有限的几个词汇，他们好像也没什么政治理论、远大理想、主义主张，更谈不上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

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对制宪会议能不能成事底气不足，还有人干脆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管投票，滔滔不绝讲个没完的也主要是在讨价还价。

这样一伙人，居然能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制定出来以后还能维持二百多年不变，这真是个奇迹。

现在看来，事情可能好就好在这些领袖当时都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和绝对主张。

理想是有的，但不宏伟；主张也是有的，但不绝对。

不宏伟，就能务实；不绝对，就好商量。

《联邦宪法》就是&ldo;有话好好说&rdo;商量出来的结果。

能够商量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不指望完美。

这些简单、朴素、实在的人都明白：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

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

所以他们基本上也都能接受富兰克林的说法：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的瑕疵，因为所有的方案都是会有瑕疵的。

这种务实的态度帮了美国人的大忙。

不难想象，如果这些开国领袖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事情会是怎么样。

也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固执己见不欢而散，最后一事无成；二是唇枪舌剑争论不已，最后陷国家与人民于水火。

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和绝对主张，这才能达成妥协，也才能完成制宪。

事实上，妥协的结果并不坏。

至少，在参众两院席位分配问题上的妥协，就不但使联邦宪法得以成立，联邦政府得以建构，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体制。

这种国家体制已被实践证明更符合权力制衡原则，也更能体现共和精神和宪政精神。

可见妥协并不一定消极，也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原则，更不等于没有责任感。

相反，制宪代表们都是一些责任感很强的人。

想想梅森的话吧！

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作鸟兽散，陷他的国家于不堪。

想想格里的话吧！

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时，大家都像兄弟，共同属于一个家庭，事先应该随身带来政治家谈判的精神。

再想想伦道夫的话吧！

他说当务之急是形势紧迫，挽救共和国的命运已刻不容缓。

如果我们不能提出解决办法，就辜负了人民的委托。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制定宪法，实施建国，千万不要错过建立全国政府的最后时机！

这三位，都是最后拒绝在宪法上签名的，实际上却对制宪会议和联邦宪法一往情深。

正是他们，给我们描述出本次会议政治妥协的原则底线。

这个底线有三条：第一，制宪会议不能一事无成；第二，国家不能分裂，必须联合和统一；第三，联合和统一不能通过战争，只能通过谈判。

可以说，正是这三条原则，决定了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最后妥协。

因为如果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进行妥协，就无法实现最高目的和坚持最高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