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队伍中，为什么有人要自称&ldo;大老粗&rdo;呢？从最表层的原因看，显然因为这支队伍的主要成份，是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

工农兵在旧社会，是曾经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并因为受剥削受压迫而失去获得文化知识的机会。

在这时，&ldo;上流社会&rdo;称他们为&ldo;大老粗&rdo;，无疑带有一种鄙视的意味。

但是，现在社会天翻地覆了，被剥削被压迫被鄙视的当家作了主人，而原先高高在上的则被&ldo;打翻在地&rdo;，这就很自然地会使&ldo;大老粗&rdo;一词也同时&ldo;翻身&rdo;，由贬义在则一变为褒义。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靠书本知识和文化修养来实现的。

相反，从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权，旧营垒旧政权的&ldo;文化程度&rdo;也许较高，却都不堪一击。

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印象：过去那种评价体系看来并不正确，而当一个&ldo;大老粗&rdo;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反倒更加光荣。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ldo;大老粗&rdo;这个词的盛行一时，表现出的乃是一种新的文化取向。

这种新文化取向无疑是针对旧文化的，而旧制度在革命前夕，表现出来的文化情调则正是一种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萎靡之风。

这种风气在中唐以后便已开始形成气候，以后甚至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文化氛围。

其间虽然有蒙满两个民族两次铁马金戈的南下冲击，却仍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反倒是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差不多一个个都由骁勇剽悍的骑兵猎手，变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会喝茶溜鸟的八旗子弟。

最后，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不得不交到一个女人手上；而向以英勇善战著称的绿营兵勇，则成了不堪一击的银样蜡枪头。

这个教训无疑是深刻的。

可见，即便从拯救民族危亡、保卫革命成果的角度讲，新中国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们也必须致力于开创一种富于阳刚之气的文化。

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困难。

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者们原本就是一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人。

没有这种气质，根本就不可能参加革命，即便参加了也会叛变，更何况他们的革命生涯中，又充满了血与火的洗礼？与之相对应，革命文化的气质也是阳刚的。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哪里能够文质彬彬、从容不迫、温良恭俭让？所以，当革命者们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时，阳刚文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主流文化。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港台文化，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在文化特质和文化情调上的明显差异：前者是阳刚的，后者是阴柔的。

就拿新闻传媒的情况来说：大陆报刊社论总是写得大气磅礴，义正词严，刚劲十足，而港台报刊的政论则往往小里小气甚至女里女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一个个嗓音醇厚洪亮，语气庄严肃穆，中气十足，先声夺人，而港台广播则给人一种娇声嗲气的感觉。

在八十年代以前，后者曾经是大陆人民嘲笑的对象。

当然，&ldo;阳刚气&rdo;并不等于&ldo;大老粗&rdo;，但&ldo;大老粗&rdo;比&ldo;小白脸&rdo;阳刚，则也是一个事实。

这样，当一种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新形象尚未建立，只有&ldo;大老粗&rdo;和&ldo;小白脸&rdo;两种模式可供选择时，人们倾心于&ldo;大老粗&rdo;，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其实，当人们以&ldo;大老粗&rdo;相标榜时，他们实际上已赋予这一名词以新的内涵。

汉语言文字的一个特点，就是多义。

粗这个字也不例外。

它既有粗俗、粗鄙、粗野、粗鲁、粗糙、粗暴、粗劣等义，也有粗犷、粗豪、粗壮、粗中有细等义。

当人们视为&ldo;大老粗&rdo;为贬义时，是取前义；而视&ldo;大老粗&rdo;为褒义时，则是取后义。